败军之将讲脱口秀 新华社为什么急了

“什么运动看着揪心?足球!什么运动看着闹心?中国足球!”这本是中国央视春晚的喜剧节目留下的经典笑话,调侃中国男足多少年来令人尴尬的战绩。然而随着中国足球名宿范志毅在镜头前说出“(中国)足球还能有鞭策别人的一天”,以及他模仿自己曾经的经典语录“脸都不要了”,让中国男篮也难得的又一次成为全民话题。

事情起于中国大陆一档脱口秀综艺节目《吐槽大会第五季》,最新一期节目请来了中国男篮现役国手郭艾伦、周琦,已经转行教练的篮球名将杨鸣,以及中国男足前国教范志毅,吐槽的主题自然是围绕男足与男篮的互相“攻击”展开。

这一场脱口秀表演能够成立的大背景,除了中国男足多年来战绩糟糕,更在于中国男篮在2019年本土举办的篮球世界杯上,以一种令众多中国球迷无法接受的方式败北出局。在与波兰队的关键一战中,作为中国队当时在场上的两名主力,郭艾伦全场仅得1分,周琦在最后时刻两次发边线球失误,这些令球迷耿耿于怀的事实,成为了这一期吐槽大会上被反复发挥的“梗”。

正如《吐槽大会》此前某一季的Slogan“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仅就这一期的节目来说,负责文本创作的编剧团队无疑是成功的,令观众笑到“炸场”的笑话不断出现,“调动了观众对于足球与篮球的集体记忆”,在公众情绪的“火山”上将“冒犯的艺术运用到极致”。即便那些非体育视角的笑话,也是对台上篮球、足球名将的颜值、糗事进行连番调侃、影射与暗示,巨大的“信息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笑点。

就连被“攻击”次数最多也最狠的郭艾伦、周琦两人,也在舞台上不断被逗的大笑。

然而随着这期节目的“出圈”,争议也在网络上大面积出现。对节目效果赞赏有加者有之,认为“笑不出来”、“心里长出一根不舒服的刺”、“不应拿中国男篮的伤疤做笑料”的声音同样蔚为壮观。

批评者中的主流意见是,范志毅批中国男篮“脸都不要了”是为了节目效果,可郭艾伦、周琦两位现役国手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听到每一个类似的笑话都在台上笑的“花枝乱颤”,就是真的“不要脸”了。

这样的反对声音很正常,而且极有价值。脱口秀的精髓本就是冒犯,某种程度上,合理的反弹越激烈,越能反证冒犯的精妙。何况汝之蜜糖,彼之砒霜,让你开怀大笑的内容,或许正是别人心中不可亵玩的热爱,产生冲突是必然。

大陆知名篮球自媒体“猫三的大排档”就说的很有道理:如果对所有的失败都可以“温柔以待”,那么追求“赢”的竞技体育本身就容易陷入虚无。一位体育记者也在“五星体育广播”的官方社交平台上发文称郭艾伦、周琦参加《吐槽大会》的举动本身就很“轻浮”,“运动员的尊重通过比赛赢得”,两人本就是当时“惨案”的当事人,现在坐在那里“鼓掌傻乐”,“难道耻感真的消失了吗?”

公共空间中需要这样的讨论。理性而诚实的假定自己的认知是不断趋向于真理的思考结果,各方都进行这样的努力,就是舆论空间中的观念水位不断提升的过程。

然而也有令人迷惑的批判姿势,比如新华社的评论,说中国篮球与中国足球不应“菜鸡互啄”,而应该“相互激励”。

该文认为,“集体项目的体育明星既是有着个人意志和商业诉求的个体,也是代表团队形象的重要一员,还是从事这个项目的年轻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应爱惜羽毛、谨言慎行。我们鼓励运动员更多地接触社会,多参与社会活动……但前提是球员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礼貌礼仪和道德操守。”

文章结尾还特意点名郭艾伦、周琦和杨鸣,认为博人一乐的初衷或许没错,但“不应一笑而过,而应勇于自省、知耻后勇。”

对于新华社的评论,有观点表示:这像不像你在年少时,随口牢骚一句“求富婆,我不想努力了”,你爸妈立刻跳出来“你怎么能这么不求上进,太不正能量了……”

当然,作为一家媒体,新华社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做出“爹味十足”的发言。但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也都明白,作为中国的头号喉舌,新华社又不仅仅是国家通讯社那么简单,除了代表官方发声,更肩负着“舆论导向”的功能。

这并不是指新华社只是反映中国领导层意志的传声筒,而是说新华社作为中国社会话语权的符号,选择说什么的时候往往以“应该”为标准,尤其以“应该做出社会道德的风险提示”最为常见。而在其他官媒普遍将新华社的声音视作“通稿”的环境下,当新华社认为“应该”就某事发表看法,基本意味着媒体层面的空间所剩无几。

所以上述新华社的评论文章中出现“如果上节目是激励自己知耻后勇,会让人心服口服;如果‘配合出演’是冲着流量甚至商业利益,则另当别论”的诛心之语,就是一种非常不妥的批评姿势。不同的运动员在认知水平上肯定会有差异,但没有任何根据就暗指参与节目的几个人缺乏“对项目的尊重和热爱”,甚至质疑其价值观,无异于某种道德洁癖。就好像西方国家推崇“小政府”的出发点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如果看谁都觉得像“道德滑坡之徒”,恐怕就是时刻高举道德大棒不愿放下的结果。

新华社发表的“菜鸡互啄”评论文章对于中国男篮运动员道德上的批判方式难言站得住脚。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新华社的文章称杨鸣“也许并未完全理解女排精神和体育精神的真义”。难道作者是认为,自己比一个曾经日复一日苦练、转行教练后依然没什么花边新闻的前职业运动员更懂什么是女排精神和体育精神?中国男篮成绩不行,但杨鸣可是作为辽宁队中的重要一员拿过中国篮球顶级职业联赛的总冠军,认为自己比职业体育冠军队成员更懂体育精神,这样的自信从何而来?

当然,这里绝不是“自媒体可以唱反调,新华社就不能”的双标,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华社认定上节目的男篮球员存在道德瑕疵,“应该”予以纠正,这其中的逻辑链条过于顺滑。

新华社的“应该”机关被触发,本质是对庙堂之高所确定道德准则的调侃,或者说言语上的冒犯,官方的容忍程度有多大的问题,甚至是能否允许这种冒犯存在的问题。

从社交平台上的反应来看,反感新华社这篇评论文章的人不在少数,“不让周琦范志毅搞笑就太搞笑了。”自媒体“三表龙门阵”强调,必须要纠正长期以来弥漫在中国的一种思维:“国家队成绩上不去,是民族耻辱。”

国家荣誉感是属于球员和球迷的,而不是属于官方(代表官方的机构)用来敲道德黑板的教鞭。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通病:太过容易出现的道德维护冲动,会压缩社会活力的存在空间。郭艾伦、周琦参加节目的选择,在节目现场的笑,如果确实刺痛到了广大球迷,球迷自然会用脚投票,让郭艾伦、周琦承担口碑与市场价值上的代价。一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评论赵婷所谓的“辱华”导致她的电影《无依之地》在中国大陆被下架时所说的那样,官方不妨超脱些,“让社会的活力获得更多缝隙,让社会承受力得到更多磨炼,也让人们在舆论场的冲突中对一些事务不规整,非黑即白中间的大量情况是灰色的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大陆民众对于上述社会空间的呼唤,已经值得引起重视。就在“菜鸡互啄”之前的那期《吐槽大会》上,当脱口秀演员呼兰在台上说出那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与叫好声。虽然呼兰是在吐槽作家许知远上节目时给导演组划定“哪些内容不能说”的红线,但那异常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所表达的,显然不仅仅只与当时的综艺节目流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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